1981年，英国伦敦郊外，一座尘封了80多年的庄园地窖缓缓开启，手电筒的光柱刺破黑暗，照见的是一箱箱古书画、一缸缸古玉器、不计其数的陶器铜器，23岁的赵泰来站在阴冷潮湿的空气中，心中涌起的不是狂喜，而是一种深重的、足以压垮脊背的忧愁。
他不是寻宝的冒险家，而是这批国宝的继承人和守护者，故事要从他的曾外祖父、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说起。
清末民初，面对西方列强的疯狂掠夺，伍廷芳倾尽心血，秘密收藏了数十万件珍贵文物，三代人薪火相传，接力守护。
当这批传家宝最终传到赵泰来手中时，他接过的不是巨额的财富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。
当时的华人如果大规模搬运古董，极易引起怀疑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赵泰来放弃中国国籍，加入了英国国籍，化身为一名不起眼的“拾荒者”。
白天，他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，在垃圾堆旁翻找着废弃的泡沫箱和纸板，夜晚，他回到那座空旷的庄园，像蚂蚁搬家一样，独自一件件清理、登记、打包。
整整十年，除了妻子阿芳默默支持外，他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就连请雇工帮忙他都怕走漏风声。
光是为了买包装材料，他就花费了96万英镑，赵泰来后来回忆道，那十年，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是拿画笔的画家，只记得自己是一名住在豪宅里的“地窖苦力”。
运输费用更是天文数字。赵泰来没有丝毫犹豫，接连卖掉了自己在伦敦的四栋别墅，筹措运费，他倾尽所有，如同一位谨慎的“摆渡人”，将六万余件、价值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国宝，一批批安全地运回祖国。
但他没有将任何一件据为己有，而是先后将它们无偿捐赠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、番禺宝墨园、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机构。
其中仅捐给广州艺博院的文物就达4.7万余件，首批移交的文物中，国家三级以上的就有约150件。
2005年，他与金庸、陈香梅等人同获“世界杰出华人奖”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，这位穿着朴素、连一台像样小车也舍不得买的“最穷亿万富翁”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！把属于祖国的文物运回来是我的使命！”没有激昂的辩解，没有悲情的自夸，一句“我是中国人”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他用半生的沉默，为这句话写下了最滚烫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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